在司法实践中，法律文书的有效送达是保障诉讼程序正当性、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础环节。当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时，公告送达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定替代送达方式。其本质是通过法院发布公告的形式，推定法律文书已送达受送达人，从而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。这一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兼具效率价值与风险，需严格遵循法定要件与程序规制，以平衡程序推进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张力。
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作出了明确限定。依据法律规定，必须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，或者采用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委托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电子送达等方式均无法成功送达的前提下，人民法院方可启动公告送达程序。此规定体现了公告送达的补充性与最后手段性，旨在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公告送达而损害当事人知悉诉讼、参与辩论的实质性权利。若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即径行公告，将构成严重的程序瑕疵，可能成为案件再审或撤销裁决的法定事由。
公告送达的程序规制尤为严格，核心在于保障公告的公开性与合理性。法律要求公告应当在法院的公告栏、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，并同时在公开发行的报纸、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载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法定的三十日（涉外出公告期为三个月），即视为送达。此期间的规定，旨在为“下落不明”的受送达人提供尽可能知悉诉讼信息的合理机会。在现实操作中，“下落不明”的认定标准、公告媒介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，常引发关于“推定送达”是否真正实现送达效果的争议。若公告方式流于形式，未能实质性地扩大知悉可能，则程序正当性将受质疑。
公告送达在提升诉讼效率、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方面具有积极意义。它避免了因被告无法查找而导致诉讼程序彻底停滞，确保了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及时稳定。但另一方面，其固有的拟制性特征亦潜藏着风险。受送达人可能因实际未见到公告而丧失出庭应诉、提交证据、进行辩论的机会，进而导致缺席判决，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。尤其在公告信息传播存在地域或群体局限时，这种风险更为凸显。
司法机关在适用公告送达时必须秉持审慎义务。一方面，应严格审查“下落不明”的证据，积极尝试其他所有送达方式，并制作详尽的送达过程笔录。另一方面，在选择公告平台时，应综合考虑受送达人可能的所在区域、行业领域、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，优先选择在其原生活圈或相关领域内具有较高关注度的媒介，以增强公告被实际发现的或然性。唯有在程序上恪守法律明文规定，在实质上追求送达效果的最大化，才能使公告送达制度既成为程序推进的保障，又不沦为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。
公告送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，始终围绕着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的二元价值协调。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，进一步细化适用标准、丰富公告途径、强化审查监督，将是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良性运行的关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