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涉及子女抚养权的家事纠纷中，公众普遍认知是，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一方在争夺抚养权时将处于不利地位。近期某地法院的一则判决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：一名被认定存在家暴行为的丈夫，最终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。法院在考量因素中，明确提及了男方“拥有固定住房”这一条件。这一判决结果，促使我们深入审视法律实践中，子女抚养权归属的核心原则与多元考量。
必须明确的是，我国法律在确定子女抚养权时，遵循的是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”的基本原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，离婚后，不满两周岁的子女，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。已满两周岁的子女，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，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。子女已满八周岁的，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由此可见，法律并未将父母一方的单一过错（如家暴）直接等同于丧失抚养资格，而是将其纳入整体情境中进行综合权衡。
在上述案件中，法院的裁判逻辑可能基于多层次的事实评估。男方“有房”所代表的，并不仅仅是资产优势，更可能被解读为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、熟悉的居住环境和生活保障，这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日常生活质量与成长环境的连续性。而家暴行为，虽然严重损害了夫妻关系并构成过错，但在评估其对子女的直接、长期影响时，法院需要具体考察：暴力行为是仅针对配偶，还是也波及子女？行为的发生频率、严重程度及后续改正情况如何？是否存在切实有效的措施（如心理干预、行为矫正）来隔离暴力风险，确保子女未来的身心安全？
女方的具体状况亦是关键对照因素。法院需要全面衡量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，这包括但不限于：稳定的经济收入与住房条件、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健康状况、能够投入陪伴教育的时间精力、以及原有亲子关系的紧密程度等。如果女方在物质保障、居住稳定性或自身状况方面存在明显困难，导致其直接抚养子女可能不利于孩子成长，那么法院在极度审慎的前提下，可能做出看似有悖于朴素情感判断的裁决。这并非宽恕家暴行为，而是在复杂现实困境中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司法抉择。
这一案例也暴露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深层困境：如何在惩戒施暴者与保障子女最优利益之间取得精准平衡。单纯因家暴剥夺抚养权，若导致孩子生活水平骤降或失去主要情感依托，未必符合孩子利益；但将抚养权判给施暴方，又必须建立起足以让人信服的安全隔离与监督机制。这要求判决不能止步于权属分配，更应配套详尽的探视权安排、行为禁令、以及社区、学校等多方的联动监督措施，形成保护子女的安全网络。
子女抚养权的判决绝非“有房”或“无过”的简单比较，而是一场以孩子为核心、对父母双方全方位抚养条件与风险进行评估的复杂衡量。它警示我们，法律的天平始终向子女的切身利益倾斜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应被绝对化。对于社会而言，此案更深刻的启示在于，应推动建立更完善的涉家暴案件子女抚养评估机制与社会支持体系，确保每一个判决都能在惩戒过错、保障安全与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之间，找到最坚实的支点。
